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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新中国蓝图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当年是如何召开的

归档日期:06-04       文本归类:李和曾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1949年3月5—13日,西柏坡春意盎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胜利召开。这是中国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进京赶考”前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召开的中央全会。会议紧紧围绕“如何建设新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70年前的这次会议,注定要成为历史的一座丰碑。在这次会议上,同志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并带着满满的自信说:“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为纪念七届二中全会召开70周年,笔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和当事人回忆资料,力求全景式展现那次春天的盛会。

  时至1949年春,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军事上,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使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政治上,赢得了各派和社会贤达的广泛拥护,其纷纷北上,同商共议建国大计;政权建设上,通过华北人民政府一年多的探索与实践,已摸索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基本架构……这一切表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已迫在眉睫。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在此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

  1949年初,中共中央于1月6—8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其中明确提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并规定了会议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一、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二、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三、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四、批准军事计划;五、决定经济建设方针;六、决定外交政策;七、其他事项。”由此,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正式提上日程。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开始了对七届二中全会与会人员的安排工作。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发出了《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先行电告。”同时,中央对应参加会议的人员和能否来出席作了考虑和安排。

  中共中央自从发出通知后,又多次根据时局变化和具体工作,对参会人员进行了调整。2月18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平津战役总前委、华北局和平津两市委关于调整平津领导关系的补充通知中指出:“中央决定罗荣桓、、彭真、、黄克诚五同志不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留在原地主持工作,其他现在华北的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于丑俭(1949年2月28日——编者注)前赶来中央开会。”

  但由于战事繁忙,路途遥远,原定的3月1日开会时间改在了3月5日。贺龙、彭德怀、王震、接到通知后,安排好工作于2月17日启程,经过长途跋涉,于3月4日才到达西柏坡。

  中央决定,会议筹备工作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总负责,由具体负责。之后,会议所需材料的准备与复印、会场布置、安全警戒、摄影摄像等各项工作,都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

  七届二中全会作为中央在进城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将明确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党建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中央特别重视政策学习,目的在于要求与会的每位代表更加全面地了解当时的革命发展形势及掌握近期党的革命任务,为建立和建设好新中国做好准备。

  1949年2月26日晨,写信给周恩来,要求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好学习材料的准备工作。信的内容为:“(一)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以便重校一次。(二)一月八日政治局决议请重印若干发给二中诸人。”

  信中首先指定的学习材料是《政策汇编》,它是由当时西柏坡中央政策研究室编辑的1948年以来党的重要文件专集,是一份党内文件的汇编,分为形势与任务、军事、城市政策、农村政策、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等八部分,主要汇集了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文章,中共中央以及新华社、中宣部等部门发布的文件、发表的文章等共107篇。“一月八日政治局决议”即1949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文件。

  3月3日,又函告周恩来,请其将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的各位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同时,为了更有效地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中央宣传部决定编译一套“干部必读”书目,批示送七届二中全会审议,共十二册:《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运动中的“”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这些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必备书籍,对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理论水平,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看出,面对工作重心转移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党中央意识到需要全面提高干部的素质,以保证党的干部能够适应复杂多变的革命和建设环境。所以,中央通过学习历史经验来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业务管理能力,以胜任进城后的城市管理和建设等各项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的会议室白灰砸顶,土坯垒就,面积约112平方米,会址位于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的西北角。这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来后自己动手盖的机关大食堂,因为开会需要大屋子,就临时布置成会场。

  中央办公厅对于这次重要会议的气氛营造下了功夫,指示会场布置由中央机关招待所所长陈心良负责。于是他们在屋内北墙上挂了一块绛紫色的幕布,上悬挂两面绣有“中国”字样的党旗,党旗上方是领袖伟人的挂像。后来接受采访时曾讲道:“会场挂像也是几经调换。最初工作人员在会场上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朱德、的画像,3月5日那天,一进会场便提出批评:开会不要挂我们的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于是,第二天就挂了四位国际伟人的像。可大家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说法不一,说中国的会议应该挂自己领导人的照片,于是才将和朱德的像挂上。”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根据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六条规定,其中最后一条就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幕布的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为活跃气氛,又在东西两侧窗户间的白墙上各悬挂了四面党旗。主席台上铺了一张虎皮花纹毛毯,桌上放着笔架、蘸水笔,两侧是两张记录员用的方桌。当时由于条件有限,会场的椅子高低大小不一,前面是两排双人沙发,后面有长条靠背椅、木椅,还有一些躺椅,过道处备了两个茶几。这些都是从各院借来的,散会后有的搬回去,开会时再带来。最南墙上挂着一张向大会作汇报的全国形势图,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最新形势图,截止日期是1949年3月4日夜间12时。

  为保证会议安全,指示第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派一个团到西柏坡为中央担任警戒任务。于是,第六十三军军长郑维山派一八七师参谋长杨尚德于3月1日赶到西柏坡。和方志纯、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给杨尚德交代了具体任务:“中央在此开会,你们这个团和高炮营担任外围警戒,准备对付敌人的空降、空袭,防止敌人来轰炸和捣乱,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当即商定,二中全会会场的防空阵地设在东柏坡附近的山头上,为此西柏坡四面山坡上布置了高射炮。

  为保证这次会议的绝对安全,周恩来专门要求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和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并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能阻击多久。还指出,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要求不但要考虑地面上的敌人,还要想到的空降部队。同时周恩来指出,这次会议很重要,要保证绝对安全,要依靠群众来做工作,同时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会议的摄影工作由晋察冀军区电影队的程默和苏河清负责。3月初,晋察冀军区接到任务后,派程默和苏河清带着助手到西柏坡执行任务。他们坐着驴车,拉着三脚架和手摇拍摄机,整整走了一天半时间才来到西柏坡。到西柏坡后,才知道是为七届二中全会服务。

  为了竭尽全力完成好这次拍摄任务,他们设计了一套详细的工作方案,当晚向中央办公厅主任进行了汇报。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这次大会的主旨和任务、参加会议的领导、领导人来的具体时间、具体活动安排等,并指示除了大会活动外,如果需要拍摄领导人的个人活动情况,要提前与他打招呼,他会给摄影摄像安排时间,以免使大家的拍摄计划落空。

  当时,苏河清用的是一台手摇式的法国机子。为了拍摄会场下面的场景,他们费尽心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来:在开会前,他们从会场后门进去,藏在幕布后面,把三脚架稳固好后,把幕布拉开个口子,把机头从口子那儿探出去,来回摇着拍。当时屋里光线太暗,胶片感光太慢,便把速度由24改为16,借用西窗射过来的太阳光进行拍摄。

  当时程默用的是一台艾姆小型摄影机和一台从苏联买来的基也夫照相机,拍摄时交替使用。虽然当时的摄影器材及设备十分陈旧,条件很差,特别是那些过了期的胶卷,感光度很低,但他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通过采用摄影机降格的拍摄方法,使拍出来的照片既明亮又清晰,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由于拍摄工作得到了同志的大力支持,他计划安排的拍摄会议以及首长个人活动等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全会期间,不仅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分别拍下了他们进会场和作报告的许多镜头,还利用会外时间为与会人员拍下了一些生活照片,为七届二中全会留下了见证历史的珍贵影像。

  1949年3月5日下午3时30分,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胜利开幕。出席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人员11人。

  开幕式上,先由周恩来报告会议日程、到会人数与缺席人员,接着由宣布开始,对死难同志静默三分钟。之后,开始作《在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这个报告为会议定了基调,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了宏伟蓝图。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这是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中国绘制新中国蓝图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战争向和平、由革命向建设、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这个报告则是实现党的各方面工作转变的总枢纽。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开幕式上作报告从下午3点多开始,一直讲到晚上8点,除去晚餐和中场休息,讲了3个多小时。

  在接下来几天的会议中,与会同志结合同志的报告进行了发言。3月6日,发言的有朱德、滕代远、徐特立、林伯渠、陈毅、王首道;3月7日,发言的有邓子恢、、张鼎丞、李富春、饶漱石、王明;3月8日,因是国际“三八”妇女节,休会一天;3月9日,发言的有康生、李立三、;3月10日,发言的有王稼祥、、、云泽(乌兰夫);3月11日,发言的有吴玉章、彭德怀、、洛甫、陈伯达;3月12日,由作长篇讲话《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王明也再次进行了检讨;3月13日,任弼时作了长篇讲话。

  3月13日晚,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全会闭幕前,作了总结讲话,他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党的代表会议制度等几个方面谈起,简要评价了各地的工作,对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并系统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从十二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即: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篇关于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光辉文献。

  大会还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关于时局的声明》中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并根据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借着这次七届二中全会,久未见面的老战友们重逢了,大家精神振奋,闲暇时间都要坐在一起,聊聊当前的大形势。

  此时,看到一起奋战了几十年的战友们,心里十分高兴。在会议之余,他频频会见各解放区和各战场上来的同志,一边了解各地情况,一边根据形势需要部署新的任务。据王稼祥回忆,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他受到邀请,专门对定都问题进行了探讨。直接问他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王稼祥思考片刻,从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考虑,说:我认为,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听完,甚感欣慰,当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在随后的会见中,又就王稼祥工作安排征求了他的意见,决定让他出任建国以后的首任驻苏联大使,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开新局面。

  王震也在到西柏坡的当天就去拜见了。他首先将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在西北作战的情况作了汇报,随后把一份请缨率领部队到新疆工作的书面报告呈递了上去。当天晚上,走进王震住所,对他的请求表示了赞同,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称赞了王震的全局观。

  七届二中全会结束的次日,为迎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中央专门召集了安排人事的座谈会,研究华东、山东、浙江、上海、东北等地的干部配备问题。会上决定:中共中央华东局由任、饶漱石任第二书记、陈毅任第三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任书记,陈毅任市长;任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山东分局改为省委,由康生、张云逸等负责;浙江省委由谭震林、谭启龙负责;铁路部门党委书记由滕代远担任;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富春为副书记兼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还决定由西北、东北、华东、华北、中原抽调53000名干部到新区(即将解放的国统区)工作。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会务组还为与会人员安排了丰富的业余生活。

  当时西柏坡的生活条件虽然有限,但为了丰富大家的生活,还是安排了放电影、演京剧等娱乐节目。据日记记载:“3月5日,夜放电影苏联片《胜利国家的一日》、《东北民主》第九集;3月6日,晚放苏联电影《苏维埃乌克兰》及一部制片厂的《热血》;3月8日,夜看电影,看庆祝三八节的平剧;3月9日,夜看苏联片《边疆的孩子》和《宣誓》;3月10日,夜看电影苏联片《宁死不屈》;3月13日,晚8点半七届二中全会结束,饭后看平剧,唐佩文演《拷红》。”

  日记中所提到的平剧,即京剧。前来慰问演出的是华北京剧团,团长是李和曾,副团长是阿甲。这个剧团是由冀南军区平剧团和延安平剧院合并而成的,常在前方演出,深受军民喜爱。

  据阎长林(曾在毛主席身边任警卫排长、卫士长)回忆,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戏是晚上7点半开演。毛主席执意要步行半小时,到距西柏坡3里多路的东柏坡看戏。一进大礼堂,见人都坐满了,除了原有的长条椅子外,还增加了许多小凳子,明亮的电灯照着一张张笑脸。边走边说:“这个礼堂比杨家岭的礼堂还好啊,杨家岭礼堂就没有电灯,这里的电灯这么亮。”

  当晚演出的是《坐楼杀惜》《王佐断臂》和《失空斩》,李和曾扮演诸葛亮等角色。在延安的时候,曾经看过这些戏,对戏的内容非常熟悉。演出期间,不断以掌击膝,嘴里也哼着唱词。

  第二天,吃了晚饭后照样散步去看戏,说走路能锻炼身体,看戏又能休息脑筋,一举两得。路上人很多,有的青年走得很快,经过主席身边时打个招呼,又匆匆走去。在紧张的议程和丰富的业余生活中,大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几天的会议很快就结束了。

  弹指一挥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已经70年了。70年来,七届二中全会以其特有的时代价值闪耀着历史的光辉。

  2013年7月11日,习总书记在参观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后的座谈会上讲道:

  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是经过了深入思考的。这里面,包含着对我国几千年历史上治乱规律的深刻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刻忧思,也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这是习总书记对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回眸和总结,是对“赶考永远在路上”的清醒指向,也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深刻思考……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大段引用了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线年前带领中共中央进京“赶考”时的心态,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应该有雄心壮志。同志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回眸历史,不忘初心,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70年之际回望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这次会议,愈能感知中国人在进京执政前谦虚、谨慎和不懈奋斗的情怀及蕴含的革命精神,这已经成为一座丰碑、一座精神高地,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不忘初心,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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